2014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建立并完善官员问责制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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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行问责的程序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履 行本规定中的有关职责。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依照下列程序进行：①对因检举、控告、处理重大事故事件、查办案件、 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纪检监察机关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 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②对在干部监督工作中发现的党 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査后，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③问责决定机关可以根据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提 出的问责建议作出问责决定;④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后，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相关事宜，或者由 问责决定机关责成有关部门办理相关事宜。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提出问责建议，应当同时向问责决定机关提供有关事实材料和情况说 明，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作出问责决定前，应当听取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陈述和申辩，并且 记录在案;对其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对于事实清楚、不需要进行问责调查的，问责决定机关可以直 接作出问责决定。问责决定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党政领导干部作出的问责决定，应当经领导班子 集体讨论决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应当制作《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党政领导干部问责 决定书》由负责调查的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代问责决定机关草拟。《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 书》应当写明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批准机关、生效时间、当事人的申诉期限及受理机关等。作 出责令公开道歉决定的，还应当写明公开道歉的方式、范围等。

　　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人员 实行问责，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书面申诉。问责决定机关接到书面申诉 后，应当在30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申诉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单位。被问 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七、众里评说问责制

　　1. “党政问责全覆盖”是一大突破

　　从问责制的实践来看，《暂行规定》在“党政问责全覆盖”上确是一大突破。在中国的政治常识里，党 的领导干部同样手握公权力，地方的党委书记通常还被称为“一把手”、“班长”等等。但在瓮安事件的问 责之前，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或群体性事件中，被问责的常常是行政领导，而党委主要领导则往往隐身于 责任之后。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平息后，其时的县委书记与县长一同被免职。这一党政官员“捆绑 式”问责释放出一个信号，问责的关键在于实现权责罚的一致，任何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的潜规则均应 打破。新出台的《暂行规定》无疑有助于校正以往一些地方在问责实践中所出现的权责不均衡。

　　出台《暂行规定》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从程序上完善了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更高领导的震怒， 常常不具有确定性。舆论监督或民意喧嚣也并非问责的前置条件。看问责制是否日常化，更应看那些 没被舆论所关注的权力乱作为或权力不作为是否及时进入了问责程序。若没有制度化的问责，“责任” 对权力的震慑力就会大打折扣。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也会满腹抱怨，“为什么受伤的只是我?”更多躲过了 问责的官员也将难以从作为个案的官员问责中吸取教训。

　　2.政府行为与群众认知之间存在错位

　　公众对问责制存在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问责的标准和程序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政府的标 准和群众的标准之间存在错位，政府的问责和群众的期望之间存在错位。

　　由于信息不完全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理由和程序，公众均一无所知。“轰隆隆”被问责， “静悄悄”重新上岗，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导致群众大惑不解。事实上，许多地方在人事任免 之前都要进行公示的，但只是在内部公示，普通群众是看不到的。在大多数群众看来，官员被免职就是 罢官，永不录用。其实，这是由于部分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不熟悉造成的。实际上，免职在制度 上的意思只是免去现在所担任的职务。

　　造成群众对问责制不理解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府所做的远远没有达到老百姓的期望，有关部门的 运作和老百姓的期望相差较远。

　　3.问责应区分政治与法律责任

　　当前，行政问责中有许多问题还没能很好解决，导致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步履蹒跚。权责不清 是问责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问责主体缺位。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的 主体也应是人民群众。按照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同级高权力机关，行政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人大负责，人大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遗憾的是，不少地方人大的 监督权力还有待加强。目前，官员问责主要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

　　其二，问责制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流于形式。官员问责制，是一种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和后果追究 责任的制度。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把行政问责制形式化，简单化了。在这个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任何 部门都无法忽视舆论监督的力量，各级政府部门都非常注重自己在群众中的公共形象，生怕被媒体和舆 论抓住把柄。这就导致问责制的实施更多地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而不是事件本身的大小。 哪个事件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有关部门就会启动问责制，对负有责任的官员进行处理，给舆论和社会一 个交代。哪个事件没有引起舆论的关注，即使犯了很大的错误，相关责任人大多也不会受到行政问责。 政府部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的确应该吸纳群众的意见和重视舆论监督，但是如果问责制被当作敷衍舆 论和群众的工具，那么其作用会大打折扣。

　　其三，行政问责的监督机制不完善。首先，在问责过程中监督不到位。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问责， 在问责过程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问责后的监督也存在缺失，问责后的监督包括问责的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但就目前而言，这 方面的监督还不够健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四，有关问责制的法律还很不健全。因为在问责制问题上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所以我国至今 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当务之 急是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 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 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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